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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字機是聖潔的

民初遺事9

 

9

蔣介石的北伐成功了,整個中國卻浮漫著慘敗的迷霧,留心的人能聽見這片黃土地因內耗而呼吐著虛弱的鼻息。

我聽聞風聲,武漢軍校的未來並不樂觀,早在1927年初,身為教育長的鄧主任因為積極支持農民運動,反對蔣介石的獨裁而遭受冷落與打壓;同年的四月,蔣介石下令清黨,白崇熙帶領上海青幫、紅幫大肆緝捕共產黨員、革命人士、進步學生與示威群眾,鄧主任堅決反對他的作為,挺身而出極力聲討。但不久後汪精衛同蔣介石合流,鄧主任孤掌難鳴,在力挽狂瀾下,依舊無力回天,敗於這場紛雜的政治鬥爭。

至於武漢分校下一屆的學生,在清黨的水深火熱中自身難保,革命面臨了更嚴重的危機,武漢中央政治軍事學校隨後也宣布解散,學生們被編入其他部隊、政治機構,抑或被遣散。

 

我看不透生死,也不懂世事,但經歷了這一切,戰爭的荒謬如醍醐灌頂,我已無法繼續將期望寄託在國民黨身上,我需要暫時脫離這攤泥沼——必須先觀清局面才能再度毫無保留地付出我的忠誠。

 

那一次回家我並沒有多作停留,雖然仍舊徬徨,情勢也不甚明朗,但我總感覺到自身被歷史洪流推動前行,既無法停下腳步,也不能放鬆警惕,那句“抗戰必勝”在我心裡時刻迴盪,一如警鐘長鳴。

 

飛往巴黎前,我與汪曼春有過幾次見面,那時她還是個正享碧玉年華的可愛學生。

“你終於回來了,我等得好苦,你又要離開。”

我微笑不語,替她將散落的側髮撥到耳後。

“師哥,你變了。” 她厥起嘴唇,嗔道。

“怎麼說?”

“師哥,我真的很擔心你,你是不是碰到什麼事了?我知道你嫌我不成熟,但我真心想為你分擔煩憂,如果你願意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。”她皺起眉頭,圈著我手臂,語重心長地說。

“曼春,你好好的,別讓我擔心,就是對我最大的寬慰了。”

“那不行,你不開心,我怎麼會開心。”

我看著她——一個純真而善良的女孩子,一介聰慧而活力十足的進步學生,如同春日裡初盛開的一朵嬌花,如同燕巢裡剛展翅的一隻雛鳥,他們是新中國的未來,天穹如此寬闊,等待著他們起飛翱翔。當然,我無法忽視她眼裡的愛慕之情,那麼虔誠地祈求我的關愛,好似我是她的塔台,可以指引她安全起降;這麼可親可愛的女孩子怎麼不討人歡喜?可是我要怎麼愛她——我們這一群上過戰場的青年人,只有外表還年輕,內心卻如同槁木。我們對上一輩的愛國教育全盤接收,我們那麼忠心耿耿、一心無二地趕陣殺敵,事後卻被套上叛國嫌疑,在絞刑台邊上演生死博弈。這幾乎摧毀了我們堅信的一切,我們再也無可相信,我們全都老無所依。

再說,經歷過這些事、經歷過王天風的死,我不可能再愛上汪曼春,或是與像她一樣的人共度一生,不是她們不好,而是患得患失的夢魘扼殺了所有初生的苗頭,我的內心已難起波瀾。

我知道死心踏地的愛一個人很不明智,久久無法忘懷更不明智,可那是一道無法彌補的裂縫!後來,我甚至曾質疑自己,之所以如此全心全意投入共產主義,是否有那麼一點原因,可能是因為愛一個真實的人太痛苦,我們沒有勇氣去承受,犧牲與大愛才忽然顯得輕而易舉。

 

我再度離開了上海,我的家,我的故鄉——她的頭上風雲變幻,即便堅強如她也難捱滄海桑田;她奢貴華美的綢布下一身瘡痍,悄然已成是非之地。我在黨的批准下出國深造,在巴黎一面刻苦勤學一面潛伏地下。我清楚自己的身份大有用處,除了盡快取得經濟學的博士學位,也極力拓展上流社交圈,積累人脈資源;與此同時,我深度接觸了社會主義及馬列主義,再度找到了信仰的依歸——我開始相信共產主義可以拯救中國,我就是在這時候加入了共產黨,並且成為了雙面間諜。

我背著那人的遺願,再度回到了戰場上,只是這次沒有硝煙砲火,取而代之的是陰謀與暗殺;我也不再走青天白日的路,而是拾起了鐮刀與鎚子。

雖然我僅僅用隻字片語記述這個改變我人生路途的轉捩點,但它不只將我推向了另一處風口浪尖,這個抉擇也從此將我拋進了永無破曉的黑夜。

 

我於1931年回到上海,地下黨要我繼續潛伏,聽循復興社指示;我再度跟軍校畢業後工作的小組聯繫,組織過三次暗殺行動,以及兩次竊取機密資料,近期我們小組收到一項指示,搜集一位中國富賈的材料,熟悉他的工作、生活與社交情況。我有預感這位富商就是下一個目標。但不到一年,我便收到一封密電:“解散小組。黃鶯、赤魟回家,毒蛇入洞。”

一個月後,我收到一封加密電報,破譯後的明文是:“東風號入港,靜候登船。”時隔不久另一封密電告知了我與新同志的交接暗號。

我十分困惑,原以為這個任務將由我的小組執行,沒想到上峰先解散了我的小組,要求我的組員回總部待命,讓我等著與新搭擋交接,這實在有違常理,我只能暫時相信組織另有安排。

再度剩下我一人了。

 

 

從事間諜活動的特務,跟戰場上的士兵之間有天淵之別。為了在敵後工作,我們需要具備一些有別於常人的特質,比如沉著冷靜、擅於克制、遇事不慌和隨機應變;需要能忍受痛苦又能忍受長期的孤寂、對周圍的人保持戒心、對機密守口如瓶的人。他們不只是真正的愛國者,能為祖國冒一切風險,還要擁有一種難以描述的精神力量,可以讓他們在任何情況下勇往直前。

我在巴黎的那幾年,經過地下黨的教誨與培訓,因而培養出這一種冷酷無情、不輕易激動的性格,但即便如此,那一天我確實還是頓失方寸、亂了理智。

 

 

 

1931年10月,復興社發電命我去北平赴一場盛宴,宴會的主辦人即是那位密電中提到的富商大賈。但我尚未收到任何關於任務的指示,甚至連新搭擋的消息也沒有,就這麼毫無頭緒地到北平待上幾天,於是我邀請汪曼春同行,刻意營造明家大少赴北平參加宴會、遊玩休養的假象。

汪曼春在宴會上如魚得水,談笑間風采動人,展現一個女孩子錦瑟年華應有的美麗可人,她一邊笑著一邊踏著婀娜的步伐走向我時,我才憶起自己也不過僅二十出頭的年紀,應當表現出與之相符的活力、熱忱與輕躁。

廳堂的燈光使人頭暈目眩,恍惚中像黑夜裡炸開的砲火,賓客的喧嘩尖銳得像敵人的刺刀,他們的臉則像被殺害的戰友的面孔,我無端地感到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,三年了,還是時常一失足就掉進當時鮮明的記憶;但這種迷失感如此強烈,你很難稱之為“記憶”,你的身體活在當下,靈魂卻彷彿遊蕩在過去。

我克制著步履的踉蹌,藉口到陽台倚著欄杆休憩一會。

“師哥,我幫你拿杯水,等我呀。”

 

不久,我聽到腳步聲由遠至近,但那絕不是汪曼春高跟鞋的清脆步調,而是皮鞋沉穩的叩響。我轉過頭,見到男子一襲黑色西裝,梳著背頭,唇上留兩撇小鬍子,像是某位名門子弟,但我心裡卻有說不出的怪異。

“明先生是初到北平嗎?我聽聞您已經訂好了東風號的船票?”

那時我心不在焉,忽然聽到此話實在大吃一驚,因為這是幾個月前密報上告知的接頭暗號,來接頭的是新任務的搭擋。“……是的,昨天剛到的北平。我也準備好了船票,兩張。”

然而仔細一瞧,更使我震驚的是此男子高超的易容術,幾乎令人面目全非,我會這麼肯定,是因為那一雙明亮、清澈、孩子似的眼睛,然而在他堅定的雙眸中,卻流露著一種任何孩子都沒有的殘酷和冷漠的神情。縱使這張臉無數次出現在我的夢境裡,我下意識地再次認知到,這是一個固執而堅毅的人。

 “明先生,興會,我是你的同行,我叫王成棟。”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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